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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哈佛：广文大学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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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福音与教育并重1860年，北京条约，开放登州(今山东蓬莱县)等口岸为商埠，并准洋人入华传教。基督教美北长老会，差派倪维思博士夫妇(John Livingston Nevius, D.D.,LLD. 1829-1893)来华。他们于1854年先赴宁波及杭州工作，后于1861年到登州。 倪维思极有远见卓识，是近代教会增长理论的创始者，也是"三自”(自立，自养，自传)原则的先驱；后来发表其著名的"倪维思计划”。 他看到有一座残破的观音堂，因为佛教当时在山东式微，无人使用，他就买了下来，在那里开始工作。他观察到中国妇女受压迫，多不识字，缠足持家，闲暇就求神迷信，情形十分可怜，应当是传播福音的对象，也可以使他们受教育，并学习维生的技艺。1862年，所办的女子学校开学，仅有两名寄宿生，以后才逐渐增加。这在当时的中国北方，已经是创举。 1863年，宾州的狄考文博士(Calvin Wilson Mateer,D.D., LL.D., 1836-1908)夫妇，偕郭显德博士(Hunter Corbett, D.D., LL.D., 1835-1920)夫妇，由长老会差遣，同乘机帆船，自纽约至上海，转往烟台，再抵达登州。初到的一年，潜心苦学中文并了解中国文化。 1864年，倪维思因夫人重病，返国就医。狄考文夫妇刚好赶上接替他的工作，掌理登州教区。狄考文的同乡郭显德，去烟台定居工作；狄考文夫妇留在登州。 还只有二十八岁的狄考文，正是青年有为。他初履风俗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国，看到那老大古国的贫弱落后，正是因为教育不普及。在美国的经验，是教会与教育并重；这也是自中世纪以来，在欧洲的作法：教育就是宗教教育，理当是教会的事业。现在，他心目中的负担，更是科技教育： 传福音不止是救人的灵魂进入将来的天堂，也要救人的肉身脱出现在的地狱。 于是，将已成立的女校，迁往督察院北，交由汉学教习于锡晋长老管理；狄考文夫妇则集中力量，在原观音堂四合院的地址，创办男校蒙养学堂："蒙”是启蒙，"养”是寄宿并教养，为将来的学院立下根基。是为1864年。 当时风气未开，创办洋学堂的艰难，是我们现在很不容易想像得到的：如何有学生肯来就读？克服华人文化上和观念上的距离，自然是第一道难关。其次，读什么？要编订，翻译课本，厘订课程，制定规章。还要克服的，是宣教士和差会内部的歧见：有人认为办学并非宣教要务，甚至认为会妨碍宣教；好像教育阻挡福音，无知是信仰之要素。这在今天自然不值一笑，在当时的人，会反因为果，不难接受异论。幸而师资不成问题：当时的长老会宣教士，多学识渊博，不仅能合格充任教师，而且胜任编写课本，于是在中国译员和学生协助之下，中国有了第一批现代教科书。在那时的中国，物理，化学，都没有课本，横行左起的书籍排列，还未见过；甚至数学的阿拉伯数字(实是印度数字)，更没有流行。这是说，连这些基本的东西，都得从头一一开始教导。狄夫人邦就烈女士(Julia Brown Mateer)， 除教授史地课程外，还为中国开辟了西方音乐的途径。她编写了乐理启蒙，制订了乐谱，音符，教导学生欣赏，演唱，以至创作歌曲，并收集民间曲调，配以新词传唱。
中国第一所大学在学校初创时期，不仅免收学费，还免费供应学生饮食，住宿，衣物，书籍，文具，以至回家路费等，以吸收贫苦学生就读。即使这样，学生往往因为早婚，未毕业而退学，甚至弃学"逃亡”；现在听来简直是奇闻，当时却不乏其例。也有的庸劣不堪造就，而勒令中途退学的。 但狄考文与其同工教员，不仅学识渊博，而且办学认真，艰苦卓绝；对学生则教导有方，亲爱如同子弟，因而发展成高水准的中学。 1875年，英国浸礼会宣教士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, 与狄考文商谈，协议将在登州的房产让与长老会办学，而长老会则将其在青州伙巷的的学校，让予浸礼会。以后，1881年由怀恩光(John Sutherland Whitewright, 1858-1926)开办中学名为培真书院；继由库寿龄(Samuel Couling, 1859-1922)接任发展，改名为广德书院。李提摩太热爱中国，精通中文，向差会建议在中国每省设立一所基督教学院，不获接纳，后悒悒离开英浸礼会差会，专从事文化工作。 长老会在登州校舍增广，规模益具。 1882年，决定增设高等科，创立大学，定名为"文会馆”(Tengchow College)；取以文会友的意思，"馆”字除馆舍的意思外，还是College的音译。经美北长老会批准，并筹维经费。是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。 那时，狄考文已差派毕业生在山东各地传道兴学，建立中小学六十余所；郭显德则在胶东各地，创设中小学四十余所。所以文会馆成立，学生来源已不再成为问题；许多邻近州县的学生，闻名前来求学，也有少数来自省外。 文会馆的成就，引起中外人士瞩目。美北长老会予以重点支持；不仅增加物力的投入，也有人力支援，差派杰出学者来华。狄考文的四弟狄乐播(Robert M. Mateer, 1853-1921)夫妇在其兄感召动员之下，于1881年至登州，从狄考文学汉语，并汲取办学经验。狄乐播在1883年，去到潍县，开办格致院和文华馆，完全采用文会馆的教材和体制；并购地建校，成为以后广文大学的基础。赫士(Warson McMillen Hayes, 1857-1944)，于1882年到登州，在文会馆任教， 后且接任馆主(校长)。柏尔根博士(Paul D. Bergen, D.D.)继来，加他们的二位夫人，与郭显德，梅理士(Charles Roger Mills, 1829-1895) 等人，教师阵容坚强。路思义(Henry Winters Luce, 1866-1941)较迟1897来到；其子鲁斯(Henry Robinson Luce,1898-1967) 次年生于登州，以后创办了Time(1923),Fortune(1930)和Life (1937)，成为大新闻企业家。著名的丁韪良(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, 1827-1916)，亦曾在文会馆任教。 还有其他学者多人，或先或后，或久或暂的担任教席。 1890年以后，狄考文众望所归，受推选担任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委员会主席，主持中文译经的划时代工作，由赫士继任校长。狄考文于1908年逝世时，仅见到新约全书及诗篇的出版。(后由富善博士Chauncey Goodrich, 1836-1925 任主席，继续完成翻译，并于1919年出版。) 文会馆的昔日规模，虽然不能与现今的大学相比，但其师资设备，都是第一流的，有文，理，工，化各科，仪器齐全。加上师生都是一时英秀，造就出不少人才。 早在1882年，狄乐播在潍县开办文华馆和乐道院，校舍广大，狄考文就着眼于文会馆迁并。那知到1900年时，义和团乱起，乐道院变成了一堆瓦砾！在那次震动世界的大变乱之中，由于山东巡抚袁世凯加意保护洋人，山东传教士得免于伤亡。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之役，结果，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银子。全美国教会联合抗议，迫使政府不接受赔款，全部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，用于在华兴办教育；从其中拨归潍县乐道院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三两；美国长老会复在本国募集三万余两，用以复建；匹茨堡信徒共捐助二万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；山东巡抚袁世凯，再予地方赔偿四万五千两。加上狄考文历年积蓄用于文会馆的发展费，成为一笔可观的资金。 那时，青岛已辟为商埠，胶济铁路亦已完成；潍县位于胶济铁路中心，发展前景极为良好。于是，美北长老会的登州文会馆，与英浸礼会在青州的广德书院，协议迁并至潍县，校名各取一字，合成为"广文大学”，其英文校名则为(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)，校长为柏尔根博士。于乐道院原已广大的校址，增购西北毗连土地一百六十余亩，建成宏伟壮观之校舍；医院经过重建，也更为宽敞，设备齐全适用。大楼中央的钟楼，高达百尺，礼堂可容六七百人，餐厅可以供四百余人进餐，有完美之图书馆及阅览室，藏书丰富，有物理，化学，生物试验室，并有一座先进的天文台，运动场，还有木工厂，铁工厂，及理化仪器制造所等设备，可谓应有尽有。 1917年，广文大学在济南千佛山下购地六百余亩，集大量资金，建立大而完美的校舍，成为完全的大学，把潍县的文理学院，青州的师范学院和神学院，及全国不同地区的医学人才和设备，迁集在一起，合成为最坚强著名的医学院。这就是"齐鲁大学”，聘任方伟廉(William P. Chalfant, 1860-1917)为校长，赫士为神学院院长。方伟廉不久即逝世。赫士则因信仰问题辞职离去，于1919年，在潍县创立华北神学院，并任院长；1922年，迁移滕县，成为北方最有影响力的神学院，为华人教会造就不少人才，建立纯正信仰的根基。
广泽文化狄考文眼光远大，学识渊博，可算是旷世奇才，是神给中国教会的极大恩赐。他编写的官话课本(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)，是当时洋人学汉语的必备经典。此外，还有：要理问答，教会名目并会例，英文神字解，谈讲之法，得道途径等，并修订天路历程；又编写笔算数学，代数备旨，形学备旨，振兴实业，理化实验，电学全书，电气镀金，测绘全书，微积分习题等。他还组织了赫士等人编写出：对数表，声学揭要，光学撮要，天文揭要，天文初阶，是非学体要(逻辑学)，以及救世略说，使徒史记等神学专着计二十四种；丁韪良编译社会经济学；狄并指导学生就随堂讲授笔记，编写了力学，数学，几何，许多种课本，是明代天主教士自西方来华之后，在翻译学术上的大贡献；后由商务印书馆等大书局出版，嘉惠华人学子二三代之久。以后，赫士利用文会馆的印刷设备，创刊了山东第一份报纸：山东时报。(1890年) 在登州，创始于1864年，文会馆于1882年(光绪八年)正式成为大学。以后，1886年，首届有三名毕业生。1872年，李鸿章奏请清廷派遣幼童一百二十名赴美留学，才有第一批留学生三十三名启程。可见狄考文的远见，和他关爱华人的心。特别是在艰辛开拓的时期，狄考文夫妇一生没有子女，拿出自己有限的薪给，铢积寸累，用于办学；狄夫人之妹，也变卖父母遗产相助，并征集美国信徒捐款，勉可维持学校开支，及供学生的费用；后来情形才有所改善。据说，登州的民国名将吴佩孚将军，早年也曾在校就读过。 袁世凯的立身行事，不尽可以称道；但此公的识略英明远见，很少可以置辩，甚至比一般宗教人高明得多。袁在宋庆将军麾下任军头的时候，驻在登州；其修理养护军械的技工，有的是狄考文训练出来的，技艺精到。袁项城见果知树，赞赏之余，亲去文会馆参观，对于狄考文和赫士诸人，大为钦服，曲意结交利用。 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，清廷就官书局原址，设立"京师大学堂”，比文会馆迟了达十六年之久。由于文会馆的办学认真，声誉远播，聘当时办同文馆的丁韪良为总教习(教务长)，并授权他选聘文会馆毕业生八人任数，理，化教习(教授)，文会馆毕业生于志圣为汉学教习。状元孙家鼐为馆主(校长)。这是北京大学的原型。可见文会馆的重要地位。
速成大学第一名1901年，慈禧太后于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时，化装农妇逃难"西狩”。在和约还未议定，也尚未回銮，即下诏变法；继更颁谕各省兴办大学。文会馆也正因义和团乱停办，迁潍县的校舍，兴建尚需时日；便应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恳请，由当时文会馆校长赫士曲尊下就山东大学总教习，率领文会馆美籍教习四人，华人教习张丰年等九人，都是早期毕业生；并简选新毕业生八人，及汉学教习二人，作为教授团骨干，包括数学，物理，化学，天文，地理，地质各科系。至于章程条规，以至经费开支，编制预算，无一不是依就文会馆规画，依样胡卢；连课本，教材，教学方法，仪器设备，都是沿用文会馆成章。至于校长唐绍仪，不过挂名而已，根本不懂，也未参与办学的实际事务。因此，山东大学的成立，创下了教育史上的速成奇迹：只筹备了一个月，就于当年十月间在济南正式开学！自然成为中国省办的第一所大学。 开学既成，袁世凯立即奏报。好大喜功的慈禧太后见奏大喜，在十月十五日，颁谕全国各省："立即仿照举办，毋许宕延！”上谕所到，各省纷纷仿效山东办学经验，争来罗致文会馆毕业生为教习。于是，京师大学堂之外，全国各省(除贵州)的大学堂；工，农，师范学堂；上海，天津等地官办的格致院(科学院)，南洋公学，北洋师范，江南大学等，以至保定武备学堂及师范学堂，奉天，云南讲武堂等，都聘有文会馆的毕业生。至于教会大学中，有文会馆毕业生任教的更占多数，其中如：张丰年在圣约翰大学任数理及天文学教授，成绩卓著，甚为学生所敬爱。但各省大学需要师资太多，文会馆毕业生数额有限，穷于应付，后来连肄业生也被延致。因此，对于清末及民国初年，中国教育体制的建立，文会馆贡献很大。
影响及检讨慈禧太后传谕嘉奖袁世凯及赫士博士；并授命赫士为清廷制订全国的办学规画，方针，政策，及各项规章制度，包括星期日休假制度，颁诏全国奉行。反教反洋的慈禧太后，竟然颁双龙勋章给正统基督教信仰的赫士博士。 从文会馆到广文大学，从登州到潍县，狄考文，赫士等宣教士先贤的影响力，实不限于山东一隅。不过，狄考文建校的宗旨，是为了要造就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领袖，所以不教授英文；毕业生的第一选择，是作教牧，其次是教育；从政与工商业，则是又次的考虑，由此可见学校宗旨的正确。毕业生中有在国内传福音最广的丁立美牧师(1892年毕业，再入神学院深造)，工作大有能力，有"知识分子使徒”，"中国慕迪”等美称；在华人教会神学界影响最深远的贾玉铭牧师(1901年毕业)；而于1911年毕业的滕景瑞(祥五)，则是滕近辉牧师的先尊翁。这些是部分丰美的硕果。老一辈的基督徒常说，山东出了许多属灵伟人，饮水思源，其根源实在于广文大学所栽培的人才。 进入民国以后，大学开设多起来，自然是只重数量，而不注重信仰和品德，正像开辟了园囿，任由嘉禾莠草并长。而国人以大为尚，广文的直接影响力，就不再那么明显了；而且由于当初狄考文不教英文的决定，毕业生出国深造的不多，也就少有影响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教育人才。再经过两次大战之后，更由黯淡而衰微。 广文由盛而衰的原因，部分是由于"地利”：校址不是设在像北京，上海的通都大邑，学生的来源较细。复由于国人重利，大学校园成为商业化，学生或想走买办路线，或期望"学而优则仕”，广文当然不是发财和升官最理想的桥。而在"人和”方面，教育成为政权的一部分，多由南方官僚统制，不仅对教会没有良好印象，且间歇的反教；而广文的思想传统，是不想多政治牵缠。同时，继起的领导人，没有注意到储备华人师资，派毕业生出国深造；而有力的教师领袖，如路思义等，又转到燕京等别的大学去了。 更不幸的是，当时西方教会有"自由主义”(新派)问题，起于"启明运动”，侵入校园。正统保守信仰的人，则以为纯正信仰和知识是相对的，而放弃学术和神学院，发起"圣经学校”运动。而敬虔主义者，则置身事外，只顾超然属灵，自鸣清高。反自由主义，也连带反知识，忘记了教会与学校结合的传统，把高等教育拱手让敌，给新派霸占。于是，信徒以为知识是反福音信仰的坏东西，必须反对；这种倒果为因的想法，是错误的逻辑，不知警觉失去校园的失策，为害教会更大。 十九世纪末叶，在华宣教士团之间，有"李提摩太路线”与"戴德生路线”之争分。"李”是注重介绍西洋文化，以争取士大夫阶级，不惜同中国文化宗教妥协；甚至主张"万法一理”，"万善同归”，以基督圣道与儒，释，道杂合，用"主祷文”作结；其特点是关心社会灾苦，于中国现代化有贡献。"戴”则以传福音引人归信基督为主，初等教育和医药为辅，并不主张发展大规模的教育，医药等社会事业。以当时人力物力所限，可能有其不得不尔的原因；此虽然对于上流阶级缺乏大的影响，对福音广传，则一时效益颇大。但似不足成为取法的成规和准则，或什么"路线”，更不是没有变进的可能。 可惜，有人把福音弄成"单行道”，以为同工必须同等，把不论什么特殊恩赐的人，一律"下放”到穷乡僻壤，以苦行标榜奉献牺牲，而不肯安排到高等教育事工。虽然在基本训练上受苦是应该的，但矫枉过正，则违反肢体功能的原则。 其实，这种"不归于杨，则归于墨”的二分法，并没有多大道理；绝不应该忽略第三路线，就是"狄考文模式”。狄考文，赫士等人，从不忽略福音基要信仰，却有远见，并注重教育，且致力译经，办神学教育，为中国教会立下纯正信仰，是坚实的万世根基；郭显德，路思义等人，则注意社会关怀，有口皆碑。 也就约在同时，兴起了"独立教会”风气，是受敬虔主义的影响。敬虔本来是好的；但过于闭关自守，则成为问题。要问："独立”是向谁独立？当然，不能向神独立，只能孤立；遇到强的领袖，发展成山头主义，以人为中心；弱者则无以自立。孤立无力，变成事事倚赖：用别人译的圣经，别人写的圣诗，在别人的学校受教育，或甘心受无神反教的教育，病了还得进入别人的医院，受医药照料。哪能算是独立？结果，徒唱高调作不成事，让教育被不信者控制，把信徒子弟，造就成忠实的"占尼撒理”(Janissary或Yani ceri，是鄂图曼帝国，把基督徒年轻的孩子，造就成回教徒，用来反基督教，以至杀死他们的父母)，何等可哀！ 早在1877年，狄考文就揭示基督教兴学的五大要点： 第一，造就可靠的传道人才。第二，供给基督教教学师资并可藉他们将西方较优良的教育，介绍中国。第三，装备人才介绍西方文化的科学和艺术给中国。第四，教育是进入上层阶级的最佳门径。第五，教育能使中国教会有自立能力，并使中国教会防止迷信侵入，且抗拒教外教育界怀疑主义者的攻击。 这番有道有理的话，确是真知灼见，到今天仍然合宜。最后，他说："为求达成最佳果效，各传教会必须分工合作，兴办学校。”这对于现代圣徒，仍有其启发意义。我们不能希望不信和反道的人，为我们培养下代人才，兴旺福音，狄考文模式，也正表现出其加尔文归正宗的理想：传扬福音圣道，并完成教会的文化使命；个人得救，道化文化。 本文承曲拯民先生校订及提供资料，并多次电话往复讨论，帮助 甚大，附此志谢。 主要参考书刊： 曲拯民 烟台教育发展史话。Paradise, PA：n.p.,1988. --------- "郭显德牧师传略”，文宣，第102期，pp.4,6. --------- "创设华北神学院的赫士牧师”，文宣，第98 期，p.6. --------- "狄考文简传”，文宣，第93期，pp.3,6. 韩同文 广文校谱。青岛：n.p.,1993. 汤 清 中国基督教百年史。香港：道声，1987. 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史纲。香港：基督教文艺，1977. 近代外国人来华人名词典。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1. Fairbank, John King China: A New History. Cambridge: Harvard Univ. Press, 1992. Hsu, Immanuel C.Y.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. New York: Oxford Univ. Press, 1975. Spence, Jonathan D.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. New York: W.W. Norton & Co. 1990. |
